康有為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康有為 - 個人簡介

康有為，生於專製官僚家庭，祖父康讚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係。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占領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後的幹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目前尚有較大爭議原來的格式太不規範，調整圖片位置來規範條目版式。

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被殺，康有為得李提摩太牧師協助，坐重慶號到上海海麵，再由英國領事館職員協助在上海海麵轉船到香港，再由香港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製，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遊曆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複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製，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複位。1917年，

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複辟，擁離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張園覲見探望。1927年康有為病逝葬於青島，但上此為正史所述；另有二說：慈禧太後遣之殺手下毒毒死（理由未見充分）與被國民黨特務下毒毒害（未見有記載考證，康氏後人自述）。辭世後遺體曾暫厝李村棗兒山，1948年正式安葬與青島，翌年10月舉行康有為遷葬和墓碑揭幕儀式，文革期間康被視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墓地被紅衛兵掘開，並把其帶有白發之顱骨遊街示眾，幸由守墓人再把其遺骨重新收攏；1985年12月27日再遷遷墓與立碑至嶗山區中韓鎮大麥島村北浮山南麓的現址，現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康有為 - 家庭概況

康有為一生共有6位妻妾：

元配張雲珠，生下5個女兒，1922年去世。

二太太梁隨覺（生有3女1子）。

三太太何旃理。

四太太市岡鶴子。

五太太廖定征。

六太太張光。

共有有6個子女（一生共有12個子女；真正長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

長女康同薇，元配張雲珠所生，嫁與麥仲華，共生育子女十一個，次子偉曾與女倩曾早殤，長子麥健曾，三子麥僖曾，十女麥像曾，十一女麥任曾（任職北京醫學院）。

次女康同璧，元配張雲珠所生，嫁與羅昌，子羅榮邦，女羅儀鳳。

六女康同複，嫁與潘其璿，共生八個子女，長女潘慶端，長子潘慶贄，次女潘慶慧，三女潘慶昭，次子潘慶亮，四女潘慶樂，三子潘慶光，四子潘慶圭。

七女康同環，嫁與何永樂，育有子女三人，長女何康德，次女何康儀，幼子何康樂。

八女康同琰（歿）。

長子康同�]，妻岑德靜，共育有二子一女，長子佑德，女佑寧，幼子佑明。

次子康同凝（繼與弟有溥），妻龐蓮。

康有為 - 進步思想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

近年對於康有為的曆史地位存在著較大爭議。由於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後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於政治宣傳目的而頗多不實，使得這一曆史時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難。

康有為的賦稅思想

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麵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征收印花稅等開辟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我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於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裏他主張’公中更未嚐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亙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康有為 - 曆史貢獻

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曆史時代卻可能有相似的問題。19末、20初的中國與今天一樣，都處在社會政治與法製的轉型時期。因此，研究過去100憲法思想的發展，對今天的憲法學和當代中國的憲政建設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康有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他領導了中國知識界的啟蒙運動。先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其後，他以進書和進諫的方式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製改革。在康有為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敢於像康有為那樣把他們改革中國政治體製的建議和設想反複向皇帝提出。在我國曆史上，他首次倡導了政治體製上的中西結合，最早在中國提出了立憲政體，並提出了具體的憲政方案：興民權、設議會、進行選舉和地方自治，在堅持儒家傳統和帝製的前提下，逐步學習西方的立憲經驗。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為我們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組成部分，仍然應當重視。

一、康有為對中國憲法發展的貢獻

康有為是中國第一批探索憲政的人,他的立憲思想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考察。

1.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製度存續長達4000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以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製。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製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製、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製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製,但往往是簡單的製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製君權、對抗封建專製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曆經共和製、帝製以及民主、專製政體之反複,曆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嚐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2.反對專製政體,主張君主立憲。在康有為時代以前,中國隻有朝代更替,從無政體之變。自康有為始,君主專製作為一種政體受到挑戰。康有為反對君主專製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製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於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製。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康有為還分析說,(法國與日爾曼)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有人認為,康有為在辛亥革命以後仍然提倡君主立憲,是反對建立民主共和國,實際上是維護封建專製。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是片麵的。辛亥革命以後,康有為雖然主張君主立憲,但是所謂虛位君主,“是名皇帝,實非皇帝”,君主的權限由憲法規定,“憲法全由資政院起草決議,則全由民權共和至明”,並且憲法是“一國最上法、最高權”。在這一設計當中,專製政體下皇帝的立法權、行政權、人事權和軍權都已有名無實,與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所提倡的君主立憲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雖然他反對革命派的共和政體,稱民主共和製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共和與虛君共和同樣是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表現形式。

從憲政發展史的角度看,近代意義上的憲法和憲政肇始於英國,其主要特征就是確立了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這種君主立憲製對於封建專製而言無疑是一次曆史性的超越,直到今天,其曆史意義是不應也無法否認的。因此,忽視曆史的進程和時代特征而斷言康有為辛亥革命後立憲思想的反時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視了其所處的時代特征,是一種以今人之觀念強求於曆史人物的評價。

3.提倡權力製衡的政權組織形式。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麵或理性方麵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製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就曾經明確提出:“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製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製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製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製人,而人不能逆製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製之人必苦矣”。在代禦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憲法中“分權與製衡”原則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最高統治權按類別和職權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分別由獨立的機關負責,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製約與平衡的關係;分權的第二個方麵是國家結構形式上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與製衡。從康有為後來的變法實踐和政論看,他對三權分立專門的論述不多。但是,他倡導議會政治,實際上是分君主之集權;提倡地方自治,則是主張地方分中央之集權。

4.民權思想與政治觀。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觀,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範。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引說一條)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係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係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康有為主張實行地方自治。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因此)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係,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製”,以“萬人以上地十裏者為一局,或名曰邑,……”⒂等具體設計。在當時,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製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這與中國曆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維持國家秩序的規範當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規範,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

需要指出的是,康有為雖然提倡地方自治,卻始終反對聯省自治,維護單一製的國家結構形式。1920年,軍閥混戰,各地方紛紛獨立,有人以美國、德國實行聯邦製而富強,提出聯省自治的理論。對此,康有為十分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德國之所以實行聯邦製在於其建國之前,本為“久遠分立之邦”,實行聯邦製恰恰是為了統一。而中國自漢以後2000年,皆以統一立國,采聯省自治,實則分邦裂土,“非自治而冒名自治”,實則軍閥專製、“隻有割據之軍治,而民治無自而生,故軍閥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康有為的這一論點的正確性後來為中國曆史的發展所證實。

二、康有為憲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盡管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份,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義的立憲觀曾經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為時代,保守主義的立憲思想卻不能解決中國的危機。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國際國內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時存在著生存問題、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三重危機,而康有為的立憲觀最關注的則是生存危機,即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問題。無論是設製度局也好、滿漢平等也好,都是富國強兵的手段。即使康有為的變法能夠成功,也隻能解決中國危機的一部分,即生存問題。但是一方麵,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問題的挑戰。專製君主製作為一種傳統的統治方式,越來越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麵,隨著西方民主觀念的引入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成熟,漸進的、調和的保守主義改革思想遭受更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戰,尤其是滿族官員十分擔心喪失既得權力,而人數眾多的漢族則不滿於長期以來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評價空想社會主義理論時,非常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雖然有人稱康有為屬於上層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是迄今為止,幾乎還沒有確鑿可信的史實足以證明,在戊戌變法以前就存在著一個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實際上,康有為的變法思想來源於中國19世紀轉型期的特殊階層,他們雖然反對專製體製,但是由於當時尚未形成獨立的民族資本主義階層,因而又不得不依附於專製體製中的開明官僚。正因為如此,改良派為推動立憲所采取的行動具有軟弱性。戊戌變法以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立憲派投靠帝黨,而帝黨由於缺乏實力,隨時準備與守舊派妥協,從而導致“新政”失敗。戊戌變法之後,他們仍然寄希望於清政府內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後,康有為又因主張帝製和複辟而不見容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陣營,始終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第三,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就憲法的來源看,立憲主義包括立憲的價值學說和立憲的規範形式兩方麵,其中憲法的價值尤其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個“新開端”,反映的是新生的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康有為的立憲理想則是從社會進化論出發,希望調和君權與民權之間的矛盾,減緩新生力量對封建專製的衝擊,維護舊體製。

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一方麵,他強調憲法是“維新之始”;另一方麵,又說憲法是傳統的延續,認為中國的文教禮俗即英國的不成文憲法。⒇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兩種傳統:民權傳統和君權傳統,僅僅把它們統一在“法治主義”或者“憲法”的規範秩序當中。實際上,資產階級憲法之不同於“古典”的(希臘城邦或羅馬共和國時代)的憲法,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它們所強調的憲法的精神不同。例如,激進的潘恩就十分強調憲法一詞的政治意義,認為憲法不僅規範政府的組織形式,更是保護民權不受政府權力侵犯的立法。康有為雖然認識到民權的價值,但是在權利的實現與權力的效率之間發生衝突時,他就難免要為“效率”犧牲原則。

例如,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論議院書》中,康有為說:“君猶父也,民猶子也,中國之民皆如幼童嬰孩,問一家之中,嬰孩十數,不由父母專主之,而使幼童嬰孩自主之,自學之,能成學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在設立議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康有為一直稱讚西方的代議製,但是他主張設立的製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屬於君主的智囊機構,而不是民選機構。不但如此,議院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機構,是作為封建君權的對立物而出現於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康有為和當時中國先進的思想家往往是從“通下情”的角度來認識其作用的。這樣一來,議院的設立並不否定封建君權,相反倒成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的有效機製。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其憲政實踐的諸多兩難困境。

三、康有為立憲思想的來源

休?塞西爾認為,英國近代保守主義有三個主要來源,即人類的天生的守舊傾向、王黨主義和帝國主義。撇開“人類的天生的守舊傾向”不論,分析康有為的憲法思想發展可以發現,康有為的立憲思想主要來自兩方麵:孔教傳統與“同治情結”。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曆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1879年,康有為結識張鼎華(字延秋),這是康有為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之後,他“舍棄考據帖括之學”,開始閱讀“西國近事匯編”,並“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自京應試返南海,“盡釋故見”、開始“大講西學”。康有為這一時期所接觸的西學,仍然以遊記和曆史為主,並沒有使他放棄儒家正統觀念,而是對傳統的儒教進行了“揚棄”,做《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湯誌鈞在評價近代經學在中國的地位時曾意味深長地指出:“把封建經學進行改造,……衝蕩了封建勢力,促進了思想解放。……封建統治者為了維持‘中體’,也隻能說要‘西用’;資產階級由‘革政’到‘革命’,也和儒家經學有關。經學的改造,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動蕩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而經學在近代中國還能起它‘改造’的作用,又說明它的傳統影響還是很深。”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於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不然,由今之法,不能一辛亥革命後,他更痛心疾首地譴責:“今之共和,非革清朝之命,實革孔子聖教之命,黃帝民族之命,故可驚可痛,莫此為甚也。竊惟方藥不論補瀉,惟在能起沉屙;政體不論君民,惟在足以立國。蓋身有老少強弱之異,決無萬應之單方:國有曆史風俗之殊,,難全從人而舍己。若誤行之,可以死亡。今中國群醫之誤,幾以共和之方殺中國,成效已畢見矣”。又說:“萬國禮教主無不跪,中國民不拜天,不奉耶、會,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這和他後來“引孔入憲”的作法是一脈相承的。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谘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折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製,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製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借以寄身,借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麽在辛亥革命之後,帝製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複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麵。

最後,辛亥革命以後政權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也使康有為對共和製喪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後,軍閥混戰、各派輪流執政,康有為曾感慨萬千地說:“吾用法國責任內閣之製,則總統、總理日相爭軋,黎宋卿、馮華甫、徐菊人之與段祺瑞,至於之戰德國、戰湖南。甚至於軍事二十一條與日本為爭具,前幾亡國,後起爭裂,幸而德敗美勝,日本解約,否則中國亡之久矣。此法國共和製之不可行也。瑞士七總裁製廣東行之,岑、伍、孫、唐爭禍至今,瑞製又不可行矣。……十二年來號稱共和,而實共爭、共亂、共殺,以召共管而已”。因此,他認為民國是以“秦始皇專製之戮,而冒稱共和,……。”本來就對君主製存有懷舊之心的康有為,經過辛亥革命後十幾年的政治現實,再次對民主共和製失去信心,轉而支持複辟帝製,反對當時的民主共和。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深刻地指出:“當舊製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曆史是悲劇性的”。康有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舉憲法的旗幟對封建專製進行質疑和挑戰的學者和改革家。雖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顯的曆史局限性,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作為近代中國憲法思想啟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評價歐洲的思想啟蒙時認識到,從曆史上看,盡管啟蒙哲學熱衷於進步,並力圖粉碎舊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觀,然而它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征,卻是屢屢返回那些哲學的老問題上去。這種一方麵和近古和現存的秩序作鬥爭,但另一方麵又不斷回到古代思潮和問題上去的兩重性同樣可以用來理解康有為在憲法問題上的局限性和進步性。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曆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鑒國外的法學經驗,並兼顧本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直到撒大士大夫似的。

四、康有為的書學思想

後人了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事實上，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麵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麵地係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祟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麵，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他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詩歌創作，想象奇特，辭采瑰麗，具有濃鬱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 、《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 和《歐洲十一國遊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因為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後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曆史前進的方向，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複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汙，充當帝製複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曆史的對立麵，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目前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遊曆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裏”。他周遊列國的經曆，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身份，對帖學一係作全麵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麵，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麵。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象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展已是風起雲湧。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讚，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曆史高度。

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麵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蕩，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征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麵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

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麵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綜合來看，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

康有為 - 流亡生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清政府四處通緝維新派人士，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不得不流亡海外躲避災難，前後共在國外漂泊了16年。在此期間，他“身旅外洋”而“心憂中土”，經常飽含熱淚，回望神州，時刻為祖國的命運擔憂。

差點被趕下大海，與孫中山談判破裂

1898年10月27日，康有為乘英國客輪“重慶”號逃抵日本。當他要上岸時，卻遭到日本政府的刁難。與他在維新時期受到日本政界廣泛歡迎的情形大不相同，日本的山縣有朋內閣認為，中國的維新運動已經失敗，維新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已經難有作為，因此對康有為態度十分冷淡，甚至拒絕康有為在神戶上岸。無奈之下，康有為隻好寫信給自己在日本的弟子歐榘甲求助。此時，清朝駐日公使李盛鐸已得知康有為來到日本，他立即致電清政府。慈禧太後旋即命令李盛鐸派密探秘密跟蹤康有為，並伺機抓捕他。

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在這樣險惡的情勢下，日本政府不準康有為登岸的命令，無異於幫助清政府共同謀害康有為。在品川彌二郎等日本人士的力爭下，康有為終於得以入境。

當康有為剛到日本時，孫中山也正在日本招兵買馬，準備發動革命推翻清政府。日本人想借此機會促成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合作，孫中山為擴大隊伍也非常希望爭取改良派。於是，在日本人宮崎滔天(宮崎寅藏)、平山周居間聯絡下，孫中山多次與康有為商談合作事宜，要求康有為放棄保皇改良主張，實行“革命的辦法”來拯救中國，攜手推翻清王朝。但康有為堅持“不忘聖上(光緒皇帝)知遇之恩”的頑固立場，拒絕與革命派合作來對抗清王朝，談判最後無果而終。

在日本期間，除了參加政治活動外，康有為也經常到一些親朋好友家串串門，在與朋友們的交往過程中，他詼諧幽默的一麵表現得淋漓盡致。有一次他應邀參加華僑梁渭家的婚禮。在鬧洞房時，興致勃勃的康有為即興作出一首有趣的詩句，寫出“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幾個大字，並邀請鬧洞房的親友賓客在每個字上加一筆，組成一句賀詞。後來，在康有為的暗示下，新娘在“司月二大”四字上各加一筆，新郎在“旦牛住了”四字上各加一筆。新娘和新郎添加完後，康有為讓他們齊聲讀出。新娘新郎兩頰緋紅，難於啟齒。康有為朗聲讀道：“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引起在場賓客的哄堂大笑。後來，康有為成了另一場婚禮的主角，娶了一位日本妻子。

與美國華裔喜結連理，偕女兒騎馬攀登雪山

1899年春，康有為離開日本來到加拿大的溫哥華。此後，他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居住了兩年。華僑馮俊卿幫他在加拿大購置了房屋，進行了裝修，並給房屋取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名字“廖天室”。此處島嶼眾多，周邊則是皚皚的雪山。康有為每天遊一個小島，泛舟吟唱，飽覽北美的奇異風光，不過他心裏仍想著家鄉故園。此間，孫中山等多次與康有為接觸，就合作之事反複商談，但由於康有為堅持保皇，談判沒有成功。

康有為在美國的生活更為多姿多彩了。一次他在北美華僑中進行演講時，年僅17歲的華裔姑娘何金蘭(又名何旃理)深深為他的才華所傾倒。當時康有為正想找一個通曉英語的女子為伴，以幫助他到各地去訪問遊說。在朋友的撮合下，49歲的康有為與何金蘭結成秦晉之好。婚後兩人生有一子一女。後來他們相偕遊曆歐洲各國，每到一地，都由何金蘭做翻譯。不幸的是1914年何金蘭患猩紅熱去世，年僅24歲，給康有為留下了無盡的痛苦。康有為在墨西哥住了半年，認真考察了那裏的風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他對印第安文化尤為感興趣。通過研究，他大膽推測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國人的後裔，引起了曆史學家的注意。

1902年，康有為又移居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嶺。這裏離喜馬拉雅山不過80公裏。他在女兒康同壁的陪同下，騎馬攀登喜馬拉雅山南麓，在“世界屋脊”上走了九天，體驗了一段非凡的探險生活。

考察歐洲資本主義，招募海外保皇軍隊

比之在世界其他大洲的活動，康有為在歐洲的經曆要更豐富一些。他曾七赴法國，八遊英國，十一次出入德國，還遊曆了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希臘等國。

康有為對意大利和瑞典的遊曆印象最為深刻。1904年6月，康有為到達意大利。在羅馬，他參觀了雄偉壯觀的古代建築和現代化的工廠。所見所聞使他不由感歎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先進，但他也看出資本主義的一些弊病：比如街頭經常可以看到乞丐，居民貧富差距比較懸殊。

1904年底，康有為來到瑞典，立刻被這裏的風情所吸引。他買下位於斯德哥爾摩東南沿海的一座小島，並在島上建起中國式的園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1907年，他才依依不舍地離開。如今，近百年過去了，康有為在島上建的“北海草堂”，在波羅的海寒風的侵蝕下早已湮沒難尋，但當地華人仍習慣地把該島稱為“康有為島”。

康有為遊曆期間一直沒有放棄拯救光緒帝的行動。他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甚至招募了一批“保皇軍”。康有為曾在英國、美國到處遊說集資，建立“保皇會”的分部。為了使“保皇軍”更正規、更有戰鬥力，他邀請了美國人李荷馬來訓練“保皇軍”，並且“代表中國皇帝”封李荷馬為“大將軍”，發給他一套大清帝國的“將軍服”。但沒過多久，李荷馬突然轉而支持孫中山，成為孫中山的軍事顧問，立誌要推翻清王朝。

投資地產一夜暴富，民國建立心灰意冷

為了籌集環球旅行的費用，康有為在遊曆考察的同時，也從事起商業活動，做起地產生意。1906年春節，康有為訪問墨西哥時，當時墨西哥城正籌款修築有軌電車，康有為利用各地華僑提供的捐款，購置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地產。不久以後，這些地產價格上揚好幾倍，讓他淨賺10多萬銀元，約合今天的700多萬元人民幣。

康有為還通過撰寫文章、發表演講，進行一些公益活動來獲取經費。他的這些活動很有成效，不但化解了自己的財政困難，還拿出很多錢來資助親友。比如，他每年付給梁啟超和他的家人5000銀元。

辛亥革命後，中國皇權被徹底廢除，對康有為的通緝令自然也解除了，他返回國內並積極鼓吹保皇複辟。在與張勳聯手複辟清王朝失敗後，康有為心灰意冷，反複遊走於國內外，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幾乎消失了。康有為回國後，曾請著名篆刻家吳昌碩刻過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別開生麵地寫道：“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裏。”這二十七字生動地概括了他遊遍世界的生涯，也刻印出了他在中國人走向世界方麵創造的新紀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到過世界各地最多、接觸各國人物最多的一個超級旅行家。

康有為 - 故居概況

大山因水而靈，佳境因人而名。坐落在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銀河蘇村的康有為故居，是變法的前沿，是維新的搖籃，這裏孕育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學藝術家，戊戌變法運動領袖康有為。康有為故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聞名全國、揚名海外的一處景區。

康有為故居由康有為紀念館、康有為故居、康氏宗祠、澹如樓、鬆軒、荷塘等主要建築和景區組成，占地麵積２萬多平方米。康有為紀念館共由兩層展廳組成，展出了康子從少年時代刻苦求學，青年時代立誌報國，中年時代布衣上書，請求變法維新挽救民族危機，變法失敗流亡海外以及辦強學會、著書立說等波瀾壯闊的人生，從中可以了解到一代偉人康有為為尋求真理的奮鬥軌跡，具有深厚的文化曆史底蘊。

康有為故居又名延香古屋，建於1858年，康有為誕生於古屋。故居為一間一廳兩房兩廊的青磚鑊耳屋，是珠江三角洲典型的清代民宅。延香古屋采用青磚牆櫞木結構�古色古香。古屋大廳用黑色木板搭建了閣樓�兩廊中間留有天井，古屋采光足通風好，冬暖夏涼�環境非常舒適。延香古屋是保留完好的一處清代建築，具有很好的觀賞和研究價值。在這座故居中，康有為飽讀中西書籍，初步形成了維新思想體係，並在此處撰寫了至今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論著《大同書》初稿。康有為在故居中度過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青少年時期。故居也因此被賦予豐富的文化內涵。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康有為故居經過不斷修複，逐步形成以康氏宗祠、大同牌坊、澹如樓、鬆軒和荷塘在內的配套設施和景點。進入有為故居，綠樹掩映、荷香沁人。清晨，千餘隻小鳥在樹上歡唱晨曲，池塘綠波蕩漾，自然景觀美不勝收。

自１９９５年至今，康有為故居先後接待海內外遊客12萬人次。許多慕名而來的遊客都稱讚保持鄉村特色、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康有為故居是一處難得的名勝。

康有為是佛山市迄今為止屈指可數的一位聞名全國，乃至海外的曆史名人。毛澤東稱之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中國人”，而廣大專家、學者認為，康有為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後一位聖哲。康有為作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其故居蘊藏著巨大的開發潛力和開發價值。

近期，南海區有關部門從保護和開發旅遊資源的角度出發，重新規劃開發故居的方案已經出台，經過進一步的開發，康有為故居必將成為一處集彰顯政治、經濟和文化價值的人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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